对写诗的人来说，诗是难以谈论的——诗的多义性对于作者来说往往是更大的诱惑。因而写诗和谈诗变成了一体多面的立方体，如何谈论它，是交给评家和读者的事——写诗实在是私人化的小事一桩，不用大声说出来。但总也有例外的情况，例如竟然结集出版了，这就需要聊一下，向人家交个底，纵然自我诠言并无多少底气，但讲讲对于事物的认知，讲讲在漫长的诗写生涯中，如何渐渐获得自我的元气——在“此时”写诗，为“此在”写诗，是件实在、值得的事情。
不妨将写一首诗比做个体大战风车的小型战场。诗这个文体，在各类文体中最不起眼，又最不合群，仿佛大街上，人潮都摩肩接踵地朝向着一头奔赴，偏偏有人想穿云度月，掰开人群痴心妄想逆行到对面——知其不可而为之，自然要付出一些代价。
这代价就是，当一个人准备着将未曾谋面的一首诗设立成一个小目标，那就立刻不那么自然而且自由了，它变得世俗，拧巴，因为这意味着它需要凸现出来，作为一个显要的存在供人认出和认同。无论如何，一首诗的诞生，多少会违背它的书写初心，无奈“非如此不可”，只好就如此了。
就这样，《鹿群穿过森林》诞生了。有的朋友注意到封面乃是一头鹿而不是一群鹿，这头鹿，或是孤身以往，或是迷路（鹿）离群，总之，这正是一头写作状态的鹿。
《鹿群穿过森林》是我的第三本诗集，距离上一本《山中》的出版正好隔了十年。收录其中的这100首，经过了相对严格的限定式分类，最后确定了这个布局：分四个专辑，分别为花朵、孤独、时间、节制。分别对应着生命的感知状态、个体存在价值、关于生命纵深的理解，以及对于日常生活冗长繁复的对抗。
《易经•系辞》说，“修辞立其诚，所以居业也。”
埃兹拉·庞德说过：“表述的根本准确性是写作的唯一道德。”
正是如此，表述准确、立意以诚，是我个人给自己诗歌创作制定的两项道德。它是两条腿，缺一不可，长短不一也不行，两者皆备才能保证它顺利抵达它指定的读者——更好的机遇是如果力道恰巧，机缘足够，那么它有可能快得像要飞起来，这样的情况不多见——那是好诗，甚至是杰作的机遇。
诗歌写作同时也是一个重新命名的过程。哈罗德·布鲁姆称之为“废名”，我理解为“去名”，重新命名，赋予普遍事物的个体意义。其中，“思”必然在场，因为事物经过重新命名，剔除旧骨，植入新概念，非得有明察秋毫的诊断书和一把精确的手术刀不可。这能力就是从日常得来的：日常事物经由个体经验的不断试验和改组，变成了“似是而非”的另外的东西，它将经由言说之路，获得意义的许多个切面。
诗歌写作中，我个人信奉的“未完成”哲学，即“将某事控制在抵达的中途”这个概念。某事完成度达到50%、70%、90%、99%……，由此，审美的目标之果永远在前方枝上悬垂，既触手可及、又无腐败之虞，这是“心外无物”的一个理想主义愿念。我曾在多年前的《自我之鶴》一诗里写道：“它强调自我的扇形决不许走下坡路/一旦它低下，就成为感知的俘虏。”用词甚为决绝：“决不许”，表达了对于未完成状态的强烈期许和护卫决心——这种充满未知之变的“未完成”即是促生写作的花朵的营养土。
“思”是引发改组、产生诗意的途径。我觉得写一首诗要足够安静，最好安静到接近“孤独”的状态，这时，透明、裸裎的自我对话就会出现。作为一个中年写作者，近年来，“困惑”与“倦怠”成为了我诗里的常客。“困惑”既是一种处境，也是一个美学关照。它是“不确定”与“不稳定”的双重机会，对于一个诗写者，这种机会弥足珍贵；而“倦怠”则是需要克服的东西。倦怠是生活对人发动的一种常态化的袭击，要小心地迈过这些沟坎，就需要过人的体力，不止是笔力。这对于年龄、阅历、书写与思考来说，都是一场有趣的角逐。这个角逐现场，从创作的角度讲，居然呈现出一种当代艺术般的混乱、多元。我认为好的诗人应该多训练科学、哲学与艺术修养，使自己获得一种融会贯通的灵敏直觉，将“困惑”拆解为小径分叉的花园，同时“倦怠”也将无机可乘。
在这本书里，尤其后半部分，关于时间的思考，基本也是我对于“写诗何为”的反复思量。我写过很多“为写作而写的献诗”，我发现自己很早就开始写这个“反复思量”了。我思考：写诗何为？
我的诗写历程并不明晰，方向也未经预设——顺着一种自然而至的状态，迄今为止还没有写出一部像样的长诗。也就是说，对于诗歌写作，我常会陷入一种自我怀疑。献诗就是一种自我厘清。此外，对于精神而言，大抵需要有一个内核，一个称之为“神”的所在，摒除杂念，虔诚以待。无神论者的需要一位“自造神”，看上去像个悖论，实际上是个需求。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。诗的创造若没有通过物质转化为光的精神通道，那么，所言之物一定是灰扑扑的，缺少灵动和光彩。这么说来，“献诗”就类似一种宗教，有求告、感恩和践约的意思了。
谦卑的节制，和无所获的快慰。
在本书第四辑里，空无感愈加弥漫，它不是消极避世的，而是积极建设之后的逐步了悟。比如《造海》一诗，海“建成”了，建设者却以身殉道，为了逼真地还原风浪，而将自己投身以风浪——直至彻底成为风浪。看上去是“道成肉身”，实际上，巨大的虚无与填满正是我对于生命的理解。
总之，谈一本诗集的创作经历，其实就是谈一个人的诗观。我的诗观就是：用心感知，以诚待文，向寂静去写，向纵深去写，向自我重构去写。
按：这是一个应需而写的创作谈，之前有个啰嗦的题目，发给挚友，他提了如下意见：
題目有點長，建議改成「鹿群穿過森林」之後，無須副標題。此外，也期待妳談談語言的在場。另，個人認為，詩歌必然在安靜中棲身，或者說詩歌本身就是安靜的存在，也就是妳說的元氣，它指向自身，不指定讀者。讀者既不是它的目標，也不是它的意義。當然，如果我們首先界定了它是一種文體，就另當別論。我個人認同佩索阿說的，詩歌是個體獨處的方式，此外才談得到它的歸宿和妳說的意義的切面，也即，它並不必然和有義務成為世俗的一部分。一點淺見，全供參考。
